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,著名作家巴金在上海逝世,享年101岁。巴老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。人活了一个世纪,经受了风风雨雨,历尽坎坷,留下了那么多遗作、译著和一些尚待后人实现的希冀与愿望。我是晚辈,巴老在世时,我有幸作为一名小翻译陪他接待外宾,出国访问,参加过国际会议。

巴老认为,自己是我国受外国文学影响最多的中国作家,他一生都在关注外国文学的嬗变与发展。巴老不止一次说过,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卢梭是教他“讲线岁的巴金在法国求学时,常去安葬法国名人的先贤祠,拜谒卢梭的铜像,向这位“梦想消灭不平等的压迫”的日内瓦公民,诉说自己的痛苦与悲愤。50多年以后,1980年10月26日,巴老在《探索集》后记中说:“我写小说,第一位老师就是卢梭。”

“文革”期间,巴老被关进“牛棚”。他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“巴金的反革命面目”,心中无限感慨。他说:“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能出来‘干预生活’,替我雪冤。”他指的这一两个作家就是法国的伏尔泰和左拉。3个世纪以前,伏尔泰为卡拉鸣冤,勇斗天主教会。左拉冒着生命危险为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辩护,力图“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”。伏尔泰和左拉的精神鼓舞过巴金,左拉的“我控诉”指引过巴金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,写出热烈的抨击文章。

对巴金影响大的俄国作家有赫尔岑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和高尔基。这是几位思想意识并不相同的人物,巴金却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细读巴金的著作,我们可以发现对他创作生涯发生过影响的远不止上述4位。记得1992年,我到上海他的寓所看望老人时,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苏联文学的近况。老人手拄拐杖,坐在封闭阳台的藤椅上,目光前视。我怕老人疲倦,感到无趣,便住了口,他却一再催促我:“讲下去,讲下去……”

巴金翻译过不少俄罗斯作家的作品,他从这些作品中学到了人道主义精神、爱人民的思想、反对封建的斗志、对被压迫受侮辱的人们的同情、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,学到如何把感情化为文字。翻译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被巴金视为他“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”。巴金清楚地记得初读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一书时,书中的人与事使他如何激动。他说:“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《灭亡》还没有写成。我的经历虽然简单,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,它在燃烧。我有感情要发泄,有爱憎需要倾吐。我也有血有泪,它们通过纸和笔化成一行、一段文字。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。”巴金欣赏赫尔岑的文笔,说他“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”,说他的文章“能够打动人心”。

1974年,70岁的老人再次拿起笔来,每天翻译几百字,一边翻译一边做详细的注释。他把翻译《往事与随想》看成是一种学习,“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”。他又说:“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,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,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,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。”

1977年3月,巴金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:赫尔岑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,写得很出色,值得学习。“我老了,又受了‘’10年的折磨,放下‘作家’这块牌子,也无怨言。现在认真学习,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,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,又能多活几年,

有机会再拿起笔给‘’画个像,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、速写之类的东西,那就是我的奢望了。”

1977年,巴金翻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第一册问世了。但由于年龄越来越大,体力也差,疾病缠身,写字困难,他只译了《往事与随想》的1/5。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,巴金感到遗憾。值得注意的是,巴金晚年的主要著作《随想录》,其书名即来自于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。

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巴金的作品就被翻译成德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、日文、泰语等近20余种文字。通过这些翻译,巴金的著作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与语言的障碍,在各国读者心中引起强烈反应。巴金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作家。

1982年,意大利但丁学会颁给巴金当年的“但丁国际奖”。1983年,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xcxwhlt.com/,克罗托内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,亲自授予巴金法国最高荣誉勋章“法国荣誉军团勋章”,并高度赞扬巴金,称他为“大师”。1990年,巴金又先后获得了两项国际文化奖,即苏联政府授予的“人民友谊勋章”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“亚洲文化奖特别奖”。

从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惊悉巴金先生去世的噩耗,在感到深深悲哀的同时,对巴金先生再度产生了巨大的敬意。我以为,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。目前,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*,越发感受到先生的伟大。先生的《随想录》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———在时代的大潮中,作家、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。我会对照这个典范来反观自身。

我还感受到另一个悲哀,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。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,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。

*指大江先生近年相继发表的《被偷换的孩子》、《愁容童子》和《再见吧,我的书啊!》。

1919年,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,新思潮涌入四川,巴金开始接触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等新潮刊物。

1920年,他读到克鲁泡特金《告少年》中译本,逐步有了献身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信仰。

1929年,巴金回到上海,开始创作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、《雾》、《雨》、《电》、《新生》等重要作品。其间,他翻译了大量社会思潮作品和文学作品。

1937年到1945年,巴金辗转于桂林、重庆、贵阳、成都等地广泛宣传抗日,并写了《憩园》、《寒夜》等重要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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